江西省贛州市居民鐘惠鈿因多次依法維權而與贛州市南康區政法委書記發生了口角，他當面揭發該書記有行賄受賄事項，該書記腦羞成怒，當即發威說：“我非要你去坐牢(不可)”。果然，該書記權大于法，一手遮天，鐘惠鈿被二審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冤案，引起了當地居民的憤怒，紛紛指責地方行政官員用權力綁架了法院，法官背叛了法律。特別是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依法治國的今天，在江西贛州市仍然發生這樣的頂風違紀、干預司法的冤案，令法治蒙羞。

江西文峰律師事務所律師、湖北漢秀律師事務所律師在辯護詞中引用法律原文：尋釁滋事罪，指在公共場所或者公眾場合無故尋釁鬧事，毆打辱罵、追攔他人，強拿硬要或損毀、占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或造成公共秩序嚴重混亂的行為。根據本條的規定，尋釁滋事罪，必須是行為情節惡劣、情節嚴重或者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才構成犯罪。而鐘惠鈿的上訪行為與之完全對不上號，牛馬風不相及，而且我們國家沒有“上訪罪”也沒有“言語罪”，只有犯罪行為(犯罪動機及造成后果)，而鐘惠鈿沒有與任何人有肢體沖突，更沒有造成任何后果，何來的“尋釁滋事”?鐘惠鈿的行為不符合法律規定的尋釁滋事罪的構成要件。

首先，其行為不符合“尋釁滋事罪”主觀方面的構成要件。尋釁滋事罪在主觀上只能由故意構成，即公然藐視國家法紀和社會公德，其動機是通過尋釁滋事活動，追求精神刺激，填補精神上的空虛。而鐘惠鈿是因舉報而被人打傷，2010年又被行政拘留，其女婿因土地糾紛等訴求，一并到有關部門上訪希望解決問題。由此可知本案中申訴人的目的和動機不是為了取樂、尋求精神刺激，而是為了反應公民的合法訴求，其動機和目的顯然不符合尋釁滋事罪主觀方面的構成要件。

其次，鐘惠鈿的行為不符合尋釁滋事罪侵犯的客體要件。“尋釁滋事罪”侵犯的客體是公共秩序。所謂公共秩序包括公共場所秩序和生活中人們應當遵守的共同準則。“尋釁滋事罪”是結果罪，縱觀全部卷宗材料，僅能證明鐘惠鈿去有關部門或地點上訪的事實，卻根本沒有發生任何“嚴重擾亂公共秩序”的行為，以及造成了何種“嚴重”的擾亂公共秩序的結果，故其不符合尋釁滋事罪的客體方面構成要件。

尋釁滋事罪的客觀行為方式具體規定為：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追逐、攔截、辱罵他人、情節惡劣的：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鐘惠鈿的行為不符合上述所列舉的任一行為?，F實中上訪人員因與接訪工作人員對其訴求未能夠得到及時解決或未按法律規定解決，而引發爭論甚至爭吵的也是比比皆是，但這種情形下的爭吵與“尋釁滋事罪”出于取樂、尋求精神刺激等不健康動機，無故無理追趕、攔擋、侮辱、謾罵他人是有本質上的區別。如果發生了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情況，公訴機關應當取得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視頻資料，至少應當有照片為證，否則，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這一虛構的情節。即便唯一的來自現場的證據《訓誡書》，也沒有載明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事情的發生。如果被告人構成了犯罪，作為犯罪行為地公安局為何沒有立案追究其刑事責任，而僅僅對其訓誡呢?難道中國各地實行的不是同一部法律嗎?相反，恰恰證明了公共場所秩序沒有混亂。

權威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一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力，對于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對于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公民鐘惠鈿的申訴、控告、檢舉的行為理應受到我國憲法的保護，這也是公民應有的權利。(來源：法制與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