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博士學歷的河南登封市原副市長朱耀輝因受賄約49萬元，近日被判有期徒刑4年，并處罰金25萬元。值得關注的是，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其10項受賄事實中，均為強行要求分管單位為其個人消費報銷發票。

　　記者調查發現，“發票腐敗”已成為少數干部的突出腐敗形式，有的將報銷發票當作隱形福利、大肆貪占公款，有的則將報銷發票用作向下屬單位、所轄企業變相索賄的手段，最終一張張發票成了腐敗分子為刑期“埋單”的證據。

　　干部院里種棵桂花樹也報銷

　　2011年至2014年，朱耀輝作為登封市副市長曾分管教育、體育、衛生、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工作。其間，朱耀輝以“協調工作”等名義曾多次安排其秘書、司機，或親自出面，將發票拿到其分管領域的單位進行報銷。

　　判決書顯示，被要求報銷發票的單位有：教育體育局、衛生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辦公室、登封市武術管理中心等，此外還有一些學校、醫院也在索賄之列，如登封市實驗高中、登封市婦幼保健院、登封市少林武僧文武學校等。其中最多的一家單位先后為其報銷13.9萬多元發票。

　　朱耀輝的貪腐類型具有相當典型性。記者調查發現，在基層，違反財經紀律，搞發票腐敗的現象屢見不鮮。這些發票腐敗案件的特點：一是基層多發，主要集中在縣處級、科級甚至股級干部中;二是涉及人員廣，既包括黨政主要領導，也有一般辦事科員;三是隱蔽性強，幾乎每起案件的背后，都有財務人員參與做假賬，難于被發現。

　　江西省蘆溪縣原副縣長黃云群2012年在建房期間，到鄉下看中一家農戶院里的大桂花樹;隨后這棵桂花樹被買下，并送至黃云群所建新房的院子里栽好。購買運輸桂花樹總計花費的1.4萬元最終在栗灣村賬目上以“新農村建設購買苗木”的名義報銷。

　　假發票、過路費、洗腳票，發票腐敗操作手段多樣

　　“發票腐敗”在報銷的操作方式上，主要有以下幾種：

　　——變更名目，在本級財務“偷梁換柱”報銷。如黃云群在擔任江西省萍鄉市蘆溪縣宣風鎮黨委書記期間，于2006年5月在北京301醫院住院治療花費7萬余元。從北京回來后，他安排人將宣風鎮政府與一家公司簽訂的花卉苗木基地協議進行修改，將協議上的單價由51元/平方米改為56元/平方米，公司便為鎮里多開出7萬元收據，隨后在宣風鎮財務入賬報銷。

　　——強行攤派，直接要求分管單位報銷。2015年4月被判刑的河南周口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朱家臣，在其發票索賄的過程中，主要針對的是與自己有上下級隸屬關系，或者是他依職權處理公務時有制約關系的單位或個人。如他分管的政法系統幾乎所有的基層部門領導都為他報銷過發票，累計報銷索賄金額超過400萬元。

　　而“發票市長”朱耀輝報銷發票也主要集中在醫衛和教育兩大領域。他報銷的發票有的來自日常消費，有的通過秘書等人收集而來。登封市衛生局財務人員在為其報銷時發現，“票中有假發票、大貨車過路費、洗腳票和外地發票”。朱耀輝拿到登封市少林武僧文武學校報銷的7萬元發票，由于無法報銷，該校校長最終個人墊付。

　　——變相索賄，向所轄公司企業強行要求報銷。浙江省平湖市環境保護局原公職人員何驍的案例頗具典型。他在利用其擔任環境監測站氣室主任、應急室科員等職務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先后向10余家公司以報銷發票形式索賄。他每次報銷額度多在3000至7000元之間，累計金額約20萬元。

　　企業對這種變相索賄行為也敢怒不敢言。浙江上虞一家公司在辦理酒店項目集中驗收審批的過程中得到原上虞市建設局便民窗口主任兼許可科科長朱建龍關照。公司董事長葉某說，被朱建龍暗示后，原打算送5萬元，沒有想到他拿12萬多元發票來報銷，貪心太重，但最終還是安排入賬報銷。

　　充分發揮會計審核作用，壓縮腐敗空間

　　記者調查發現，一些人之所以敢打發票報銷的“小算盤”，正是利用了財務報賬的漏洞。一些單位的會計審核流于形式，財務人員往往是只要見到報銷憑據、簡單審核金額之后就可以報銷，對于具體資金流向不加追問和核查。

　　“雖然看似經過諸多環節，但實際上制約作用有限。”河南省直機關一名財務人員告訴記者，一是基層公務的花費有些界限模糊、公私難分。二是基層財務人員缺乏甄別的環境條件，在大部分案例中，“發票腐敗”往往是在領導授意安排下，參與虛報作假。三是基層單位“一把手”報賬簽字權力缺乏監督制約手段。

　　此外，事后監督審計不力。以審計部門為例，縣一級審計部門普遍面臨人手不足。對審計部門而言，重點是要承擔政府投資、重大項目、專項資金等審計，對點多面廣的基層單位一般性公務支出難以覆蓋。

　　受訪紀檢干部認為，真正壓縮發票報銷過程中的腐敗空間，現階段亟須圍繞財務紀律執行，開展專項整治;同時系統研究如何堵塞漏洞，將其作為一項“不能腐”的制度進行系統性完善。管住入賬腐敗，這也是反腐走向深入的必然要求。(新華社鄭州8月23日電 記者甘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