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如果像美國的FDA那樣把審評中心擴大到5000人，說句老實話，我還不敢設想，即使能給我們1000—2000人也要逐步擴大。所以要從根本上解決藥品審評效率低的矛盾，確實還是需要一段時間，還需要我們作出艱苦的努力。
郭衛民:食藥局正在全力做這件事，當然也面臨一些問題。繼續提問。
鳳凰衛視記者:畢局長，我們最近注意到有一個大學的研究報告指出，在江浙滬地區有一些兒童的體內普遍含有獸用抗生素的問題，并且可能導致肥胖，并且指出這個肥胖可能與獸用抗生素有直接關系，與人用抗生素的關系并不是那么直接，不知道總局有什么回應?另外，現在我國國內獸用抗生素殘留問題有多嚴重?謝謝。
畢井泉:這個問題很有時效性，因為這是剛剛發出來的新聞，而且這個新聞也是大家都非常關注的。這里說到的農獸藥是否導致兒童肥胖是一個科學問題，這個問題需要有關方面的專家來論證。
我想從食品藥品監管部門這個角度來對你這個問題做一個回應，現在食品安全最大的風險就是農藥殘留、獸藥殘留，這叫化學性風險，這類化學性風險確實不是消費者能夠看得見，能夠用感官來識別的。生物性的風險，像微生物引起的腐爛變質，看都能看個差不多。另外，中國人有一些習慣，回去以后要高溫蒸煮，基本上也都給殺菌了。但是這類農藥殘留、獸藥殘留，確實是我們自己無法識別的，消費的過程中也很難清除得掉，所以農藥殘留、獸藥殘留一直是我們食藥監管部門監管的重點問題。
2015年，食藥總局共抽檢農獸藥殘留相關食品4萬多批次，在所有的食品抽檢中占了1/4，我們發布農獸藥殘留不合格產品有225批次，大概在三四五天之前，我們還專門發布了一期關于獸藥殘留的不合格食品的公告。農獸藥殘留治理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農獸藥的檢驗也是專業性很強的工作，需要職業化的隊伍和專業的設備。我們的隊伍，很多人的教育背景、專業知識、技能的培訓還有很大差距，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這也是為什么我在多個場合反復強調食品藥品的監管一定要建立一支職業化的檢查員的隊伍，不能把食品安全的監管簡單理解為眼看、手摸、鼻聞，簡單看成就是市場的巡查。
按照《食品安全法》的有關規定，任何生產者在采購食品原料的過程中要進行國家規定的食品安全標準的檢驗。如果說動物源性的食品，包括豬牛羊肉、禽肉、雞蛋、水產品，生產者、加工企業進貨時要檢驗，出廠時也要檢驗。商品的經營者在進貨時要進行檢驗，在銷售時也要對里面農藥殘留、獸藥殘留承擔全部的法律責任。所以，從食藥部門的角度來說，一方面要加強對生產企業、銷售企業日常的監督;另一方面要加強對市場上銷售產品的抽樣檢驗，并且要對抽檢出存在農藥殘留、獸藥殘留超標的產品進行追根溯源，要查到它的生產者。前幾天國務院專門發了文件，要建立產品追溯體系，這是食品安全法中明確規定的。企業建立產品追溯體系，這是一個企業的主體責任，所以我們不僅要在市場上查，更重要的是在源頭上治。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加快完善食品藥品統一權威監管體制，要求把“四個最嚴”落到實處。李克強總理也要求抓緊提出健全完善體制機制的具體意見，健全從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層的權威的監管體系，我們正在會同有關部門積極推進。同時我也借這個機會希望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關注食品藥品監管體制的改革問題，要重視黨的十八屆二中全會、三中全會以及新一屆政府三令五申所要求的，加快整合職能，建立統一權威的食品藥品監管機構，配備與監管職責相適應的監管力量，保證我們在執法過程中的需要。
至于剛才說的報道中提出來的兒童肥胖問題，現在有關部門已經開始核實這個事情，過幾天也許會有新的消息發布。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請問畢局長，我們在采訪過程中發現有部分食品加工和生產企業存在把過期食品更改或者隱藏生產日期，或者把過期食品作為原材料進行二次加工再進行銷售的現象，不知道現在對這方面有沒有什么監管措施?
畢井泉:對超過保質期的食品作為原材料再次加工銷售，或者是偷偷更換日期，重新上市銷售，這是屬于用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的刑事犯罪，違法者要被追究刑事責任。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案例，就是上海福喜公司的案件。2月1日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法院對福喜公司經營回收食品、過期食品的違法案件進行了公開宣判，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分別判處上海福喜公司、河北福喜公司罰金120萬元，有10名被告人被判處有期徒刑和罰金。我們希望所有的食品生產加工企業、食品的銷售企業的法人代表、管理者和質量負責人都要從福喜案中汲取教訓，不要觸碰法律的高壓線，要做有良心的生產者和銷售者。
食品監管部門的檢查員也要加強對生產企業的全過程，對經營企業經銷全過程的日常檢查，發現問題及時立案調查，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我們也鼓勵社會各界發現這類違法犯罪的行為，及時向監管部門舉報。
健康報記者:我想問一下畢局長，前幾天總局暫停了一個藥品電子監管碼的問題，是否意味著總局放棄了電子監管的方向。電子監管碼是完全放棄還是另起爐灶再來做?對于近期有經營企業聯名提出全面取消電子監管碼，總局如何回應?謝謝。
畢井泉:電子監管是我們在監管過程中的一種探索，對這種探索難免有不同的認識，甚至爭議。
第一，食品藥品監管部門的職責是維護公眾健康，要確保藥品的安全有效，利用現代的信息技術手段來探索如何履行好自己的職責，這是思想解放、積極進取的一種表現。作為監管部門，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缺位是失職、瀆職，是不作為，越位是濫用職權，亂作為。
第二，企業家都是要追求經濟效益的，但是企業家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也為社會創造了財富，增加了就業，繳納了稅收，在可能的情況下企業家也愿意為社會做一些貢獻，因此，對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也不要輕易質疑。
第三，具體到電子監管碼，在2月3日，我在廣東進行節日食品安全督查的時候已經做了回應。我在生產企業和醫療機構負責人參加的會上講過一段話，企業是食品藥品研發和生產的主體，應當承擔起保障質量安全的主體責任，應當承擔起建設產品追溯體系的主體責任。任何政策措施的制定都要充分考慮其經濟性、有效性、公平性、合法性，要充分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取得監管對象的理解、配合和支持。這段話就是我們監管部門對電子監管碼爭議的經驗教訓的反思和體會，我們就是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妥善處理涉及到公眾用藥查詢、企業切身利益和政府履行監管職責的問題，妥善處理這個歷史遺留問題，也是一個現實的問題，更是關系到未來的問題。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記者:2015年的7月份，食藥監總局開展了藥物臨床試驗數據的自查核查，想請問畢局長這方面的工作進展，有沒有發現過數據造假，又是怎么處置的?謝謝。
畢井泉:藥品的臨床試驗數據是我們進行藥品審評的一個重要依據，藥品的前提是有效，底線是安全，我們過去對安全強調的多，對有效性強調的少，如果是無效，那藥品還有存在的必要嗎?臨床數據的核查就是檢查其有效性、安全性究竟在臨床的數據上是不是能證明你得出的結論，所以去年7月22日總局發布了公告，我們當時把所有提交到總局來進行上市申請的這些項目，一共是1622個，全都一一公布出來，要求生產企業進行自查，有193個是免臨床的，剩下的應該進行自查核查的一共有1429個。截止到2016年2月22日，企業主動撤回了1136個，占需要自查核查總數的79%，撤回和不通過的合計一共1184個，占需要自查核查總數的83%。我們公布了兩期臨床數據不真實、不完整的案例，對24個品種作出了不予批準的決定。
現在第三批檢查的結果還在與企業溝通，也將于近期對社會公布。2月27日，我們又公布了一起醫療器械臨床數據造假的案件。打擊侵權假冒、保護知識產權，這是黨中央、國務院一貫的要求，制假售假是刑法、食品安全法、藥品管理法等法律明文規定的禁止性行為，是違法行為、犯罪行為。我們要求申報企業對其臨床數據進行自查，主動撤回真實性、完整性存在問題的注冊申請，就是提醒企業要注意規避這些法律上的風險，為我們的家人，為我們的親戚朋友，為我們的子孫后代研發出質量可靠、療效確切的藥品，這既是法律問題也是道德良心問題、社會責任問題。
所以，借這個場合我也要提醒廣大食品生產企業、藥品生產企業、醫療器械生產企業、保健食品的生產企業，以及食品藥品的銷售企業、餐飲企業法定代表人、主要管理者、質量負責人，都要確保生產過程、銷售過程嚴格遵守法律法規的規定，嚴格遵守質量控制的規范，確保數據記錄的真實、完整、準確，禁止任何虛假記錄、摻假造假、虛假宣傳等違法行為。食藥人要做遵守法律法規的模范，要做品德高尚的生產者、經營者，要對人民群眾的健康負責，這些要求有利于保護廣大公眾的安全，更有利于保障食品藥品、醫療器械生產經營企業、從業人員自身的安全。你如果要造成公眾的不安全，首先你自身會陷入嚴重不安全的境地。2月1日上海福喜公司案件的判決，希望大家引以為戒。希望借你們的口把這些話傳出去。
謝謝。
中國醫藥報社記者:請問畢局長，兒童用藥短缺一直受到社會和家長的普遍關注，總局有哪些鼓勵政策來推動兒童用藥的研發，改善兒童用藥的可及性?
畢井泉:我們注意到相關報道。目前我們國家批準的藥品，基本上可以滿足治療兒科常見疾病的需要。當前，突出的問題是適合兒童使用的劑型和規格比較少。另外，針對國內缺乏且臨床急需的兒童用藥，總局設立了申報審評的專門通道，加快審評審批。1月29日總局專門發布了《關于臨床急需兒童用藥申請優先審評審批品種評定基本原則及首批優先審評審批品種的公告》，進一步細化了相關政策。
所以，這個問題不是沒有批號的問題，也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問題。所以，要徹底解決兒童用藥問題，食藥監管部門要努力，其他的部門也要共同努力。
人民日報記者:我注意到在歐盟國家鼓勵使用仿制藥，也有相對應的政策。我注意到總局正在要求企業開展仿制藥療效的一致性評價，我想問一下為什么要開展這一措施?我國有什么相對應的支持政策?謝謝。
